杨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信证券联合成立的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责涵盖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致力于数据与文献的广泛搜集与整合，旨在构建一个专注于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研究的学术平台。二是定期举办国有企业改革论坛，旨在推动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三是积极讲述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故事，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展现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国资委研究中心的合作，更是促进了国有企业先进案例的挖掘与推广，使这些案例能够融入教学案例、教材以及课堂教学之中。四是高度关注国有企业学术研究的动态与进展，通过官方公众号定期发布学者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成果。

    聚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讨如何促进国有企业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总体目标，这一议题涵盖多维度与多层次，因而显得尤为复杂且广泛。基于个人研究视角，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三大关键点值得密切关注。

    一是从时间维度审视，改革分析既可静态进行，亦可动态展开。动态视角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要构建促进国有企业原始创新的制度框架，其中，深化国有企业考评制度改革尤为关键。推动实施“一企一策”的监管模式及中长期改革策略，通过优化考核机制的导向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

    二是从研究视角出发，国企改革研究既可局限于局部，亦可放眼于整体。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的支撑。若整体经济表现不佳，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亦将受阻。因此，加快形成良好生态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在竞争性领域实现公平竞争，促进垂直合作与产业链上的深度合作及长期合作，探索股权合作等。

    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需注重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已相当全面，但关键在于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而技术变革往往能带来相对价格或结构的变化，成为改革的切入点。通过技术创新的引领，或能解决众多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层面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生产、管理、创新方面的运行效率，而且能够推动企业内部激励方式、经营模式和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化转型可能成为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下面从经济学视角，对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影响因素和成效进行了一个初步研究。这个研究主要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转型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国有企业凭借其在政策、资源及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大型央企和头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对整体经济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关注与政策支持

    鉴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政策层面，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旨在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案例推广。这些政策不仅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还通过实际案例分享，促进了企业间相互学习与借鉴。国有企业自身亦对数字化转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加大投入。调研发现，众多国有企业已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结合自己特点，在生产、经营等多个环节实施数字化转型。

    同时，咨询机构如埃森哲等也积极参与其中，发布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从不同角度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大湾区央企数字化联盟等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总结了2023年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十大趋势，涵盖了理念更新、素养提升、数据驱动、场景创新、产业互联、同频共振、智能引领、安全保障，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指导。

    学术研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样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优化企业劳动配置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激励企业创新，并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渠道，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鉴于各案例企业的独特性，应从总体视角对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进行描述与评估。为实现这一目标，采用基于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方法。具体而言，该方法结合了大数据语言模型，以分析年报中数字化程度的体现方式，包括词频统计与语义分析，从而量化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进程。简要展示分析过程：选取了一系列代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并考察这些词在年报中的语境与出现频率。随后，运用特定方法计算得出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特征词图谱，以统计并分析上市国有控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

    以下是对这些特征的总结性概述：

特征1：数字化转型的比例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显示出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高度重视。

特征2：转型内容逐渐丰富，转型层次由局部突破向全面覆盖发展。相较于过去专注于个别技术的转型，当前企业更倾向于从全面角度推进数字化进程。

特征3：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逐渐由侧重数字技术开发转变为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并重。

特征4：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国有企业展现出兼容并包、全面发展的特点。

特征5：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数字化信息管理和数字化生产始终是转型的核心方向。同时，数字化商业和智能化应用也逐渐成为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领域。

特征6：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重点、方向上存在差异。

特征7：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如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但地区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企业也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

特征8：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存在差异。

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众多企业正积极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然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哪些关键要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及为何不同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对影响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归纳与分类，具体包括地理因素、时间因素、城市特征、行业特征、财务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特征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因素如何具体作用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主要发现：

发现1：就城市特征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第三产业占比较大的地区或者城市，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高。

发现2：从财务因素的角度分析，拥有较高流动资产比例和更大公司规模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高。

发现3：在公司治理因素层面，当企业经理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且企业具备更好的股权监督机制时，其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高。这一发现验证了数字化转型通过“ABCD”技术（即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改变企业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需要企业高层领导全力推动的“一把手工程”，这一观点至少在统计上得到了印证。

发现4：众多国有企业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发现5：资产流动性和公司治理水平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则相对较低；地理和行业因素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则相对较低。

发现6：从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来看，财务特征的差异对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释力高达18%，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地方国有企业（11%）和民营企业（10%）。虽然中央企业在数字基础技术研发和整体布局方面表现出色，但短期内其数字化转型尚未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五、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

    为深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我们选取了营运能力、成长能力、资产收益率、成本利润率等关键绩效指标，并据此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揭示了若干重要发现。

发现1：短期内，数字化转型对地方国有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具体而言，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其成长能力平均增长9.4%，资产收益率平均提升11.5%，成本利润率则增长5.4%。

发现2：对于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数字化转型并未显著促进其经营绩效的提升。尽管这些企业同样拥有高水平的数字化，但其经营绩效的提升并不明显。

发现3：在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即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后其他要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方面，数字化转型对中央企业的短期和中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发现4：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虽然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其作用并不明显。

六、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相对迟缓；其次，地区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再次，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释放；最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资金流动性风险。

    针对上述挑战，国有企业可以采取以下五点应对策略：一是推进关键技术攻关。二是注重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业绩表现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三是防控国有资金流动性风险。建立健全财务风险防控机制，加强资金管理和调度，确保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同时避免资金流动性风险的发生。四是构建协调机制，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是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形成叠加效应和倍增效应，从而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